1964年10月16日，当那一声源自罗布泊荒漠的巨响，通过电波传遍神州大地，黄建国所在的中学，如同被投入一颗石子的平静湖面，瞬间激荡起狂欢的涟漪。那朵巨大的蘑菇云，不仅在戈壁上空腾起，更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，升腾起前所未有的自豪与激动。
校园广播里，字正腔圆的公告被一遍遍地重复播放，每一个字都敲击着师生们的心脏。平日里严肃的校长，此刻也控制不住激动，挥舞着手臂，带领着全校师生高呼“万岁”。学生们涌出教室，在操场上奔跑、跳跃，将课本和帽子抛向天空。年轻的老师们相拥而泣，泪水中交织着百年的屈辱与一朝雪耻的畅快。这无疑是国家力量的“大有”，是整个民族在精神上挺首腰杆的伟大时刻。
然而，在这片席卷一切的欢乐浪潮中，唯有黄建国，如同一块沉静的礁石。他站在图书馆二楼的窗边，俯瞰着下方沸腾的人群，目光深邃而平静。这震动世界的喧嚣，在他眼中，仿佛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，虽绚烂，却也预示着更汹涌的暗流。
他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理解《易经》大有卦的真谛。离为火，乾为天，火在天上，光明普照，象征着史无前例的丰收和拥有。但盛极必衰，物极必反，易道的智慧恰恰在于对巅峰时刻的警示。初九爻辞，作为“大有”的开端，便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无交害，匪咎，艰则无咎。”——身处“大有”的初阶，最紧要的不是弹冠相庆，而是保持高度的清醒与警惕。国家的力量尚在初生阶段，如同一个刚刚诞生的婴儿，虽天赋异禀，却也根基未稳，极易受到外界的伤害。此刻若因“大有”而骄傲自满，西处炫耀，主动与外部世界产生不必要的“交往”（交），必然会招致意想不到的“危害”（害）。
第二天，历史课的铃声响起。黄建国走进教室，面对的是一张张依旧因兴奋而涨红的脸庞，学生们的讨论，三句不离那颗“争气弹”。他没有顺着这股狂热的情绪去歌颂胜利，而是平静地在黑板上写下三个字：“然后呢？”
这个问题像一盆冷水，让喧闹的课堂瞬间安静下来。学生们面面相觑，一时不知如何作答。
一个胆大的男生，也是班里的“好战分子”，站起来激动地喊道：“然后？谁还敢欺负我们，我们就用原子弹炸他！让他们也尝尝我们的厉害！”
这番话立刻引来一片附和之声，仿佛这才是拥有“大杀器”后最理所当然的逻辑。黄建国摆了摆手，示意大家安静。他缓缓说道：“原子弹，是御敌的盾，不是伤人的剑。拥有它，是为了让我们能在一个和平的环境里，安安稳稳地建设自己的国家，而不是为了去欺负别人。如果我们因为手里有了一块更硬的石头，就看谁不顺眼都想扔一下，那我们和那些曾经用坚船利炮打开我们国门的强盗，又有什么区别？”
他的话语不重，却字字千钧，敲在每个学生的心上。他接着说：“《易经》告诉我们，‘艰则无咎’。这句话的智慧，恰恰是说给胜利者听的。越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，越要清醒地认识到前路的艰难。我们的国家还很穷，很多人还吃不饱饭，我们的工业基础、农业水平、科技实力，都还远远落后于人。只有继续保持谦虚谨慎、艰苦奋斗的作风，如履薄冰，如临深渊，才能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成果，才能免遭灾祸（无咎）。”
这堂课，给所有学生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冲击。他们第一次从“胜利”的狂欢中冷静下来，开始思考“胜利”背后沉甸甸的“责任”与“艰难”。
放学回家，儿子黄卫国也拉着他的手，满眼崇拜地问：“爸，我们有了原子弹，是不是再也不怕美国和苏联了？”
黄建国把他拉到院子里，指着一棵刚栽下不久的树苗说：“你看这棵树，它现在很弱小，一阵大风就可能把它吹倒。我们给它立起一根竹竿当支架，是为了保护它，不是为了让它去跟别的大树比高低。原子弹，就是我们国家现在的这根‘竹竿’。它让我们有了底气，但不是骄傲的资本。你要记住，真正的强大，不是耀武扬威，而是让别人在想动你的时候，心存忌惮，不敢轻易动手。守住这份‘大有’，比获得它，需要更大的智慧和耐心。”
夜深人静，万籁俱寂。黄建国在书房的灯下，摊开自己的手稿，翻到“大有”卦的那一页。在初九爻辞“无交害，匪咎，艰则无咎”的旁边，他用蝇头小楷，一笔一划地写下了第一句批注：“国之重器，当如赤子在怀，善养其刚，而非炫其锋芒。”
他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他所理解的“守护”，又多了一层沉重的含义。他不仅要守护那些具体的人，更要守护这份刚刚燃起的、足以燎原的国运之火。他必须竭尽所能，确保这团火焰在成长为煌煌大日的过程中，不会因为一丝一毫的骄纵与冒进，而引来足以将其熄灭的不测之风。这“无交害”的智慧，便是他为自己，也为他所守护的一切，立下的第一道，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屏障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