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5年的北京夏天，蝉鸣声比哪年都响。我那时候七岁，是胡同里有名的"小屁孩"，整天跟着刘铁柱、王小梅他们几个在青砖灰瓦之间窜来窜去。我们那条胡同叫槐花胡同，因为尽头有棵老槐树，开花时香得能让人打喷嚏。
那天下午，太阳像个烧红的铁饼挂在天上。我们六个孩子蹲在胡同口的阴凉处，分享着铁柱从他爸厂里偷拿出来的冰棍。冰棍化得快，甜水顺着我们脏兮兮的手腕往下流。
"喂，你们听说了吗？"李卫东突然压低声音，眼睛瞪得溜圆，"鬼屋又闹鬼了！"
我们几个立刻凑得更近。他说的"鬼屋"是胡同最里头那栋废弃的老宅子，青砖墙皮剥落得厉害，木门上的红漆早就变成了铁锈色。大人们都说那里不干净，不让我们靠近。
"放屁！"铁柱把冰棍棍儿往地上一摔，"哪来的鬼？都是大人吓唬小孩的。"
"真的！"卫东急了，"我二舅昨晚上夜班回来，看见那屋窗户上有张白脸，眼珠子都是红的！"
我后脖颈的汗毛突然竖了起来。王小梅紧紧抓住我的胳膊，她手指冰凉。"别、别瞎说..."她的声音在发抖。
铁柱是我们中胆子最大的，他站起来拍了拍补丁摞补丁的裤子："走，咱们现在就去看看！"
"现在？"我咽了口唾沫。太阳己经开始西斜，胡同深处的阴影越来越长。
"怕什么？"铁柱从兜里掏出一个褪了色的红五角星，"我有这个，鬼不敢近身！"
我们几个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最后是胖墩儿赵建国先站了起来："去就去，谁不去谁是孙子！"他边说边从脖子上扯出个玉观音，"我奶奶给的，开过光的。"
就这样，我们六个孩子排成一队往胡同深处走。铁柱打头，我第二，后面跟着小梅、卫东、建国，最后是总流鼻涕的张小明。越往里走，胡同越安静，连蝉鸣都听不见了，只有我们的布鞋蹭在青石板上的沙沙声。
鬼屋就在老槐树旁边。走到近前时，一阵穿堂风突然从胡同口灌进来，吹得那扇破窗户"吱呀"一声。我们齐刷刷地停住了脚步。
那栋房子比平时看起来更阴森。窗户上的窗纸早就烂光了，只剩下几根木条横七竖八地钉在那里，像几道丑陋的疤痕。门廊下的蜘蛛网在风里摇晃，一只硕大的黑蜘蛛一动不动地趴在网上。
"咱们...真的要进去吗？"小梅的声音细得像蚊子叫。
铁柱己经迈上了台阶。木头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声。"怕就别来！"他头也不回地说。
我深吸一口气跟了上去。台阶上的木头己经腐朽，踩上去软塌塌的，好像随时会塌。铁柱试着推了推门，门纹丝不动。
"走窗户。"他指了指旁边一扇矮窗，下面的木条己经断了。铁柱像只猴子一样灵活地钻了进去，我紧随其后。
屋里比外面凉快得多，凉得甚至有些冷。阳光透过破烂的窗户照进来，灰尘在光柱里跳舞。地上散落着碎瓷片、烂报纸和一些我说不上来的东西。
"有人吗？"铁柱大喊一声，回声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回荡。我们几个都笑了，紧张的气氛缓解了一些。
"分头看看！"铁柱指挥道。我们三三两两地散开，脚步声在木地板上格外响亮。
我和小梅一起往里面的房间走。那间屋子更暗，只有一束光从高处的气窗照进来。地上有个破了的搪瓷盆，旁边散落着几本发黄的书。
"你看..."小梅突然抓紧我的手。墙上挂着一面裂了的镜子，镜子里我们的脸被裂缝分割成几块，看起来扭曲而怪异。
就在这时，我们听到了哭声。
那声音很轻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，又像是就在我们耳边。是个女人的哭声，断断续续的，带着说不出的悲伤。
"铁、铁柱？"我喊了一声，声音首发抖。
没有回答。整个屋子突然变得异常安静，连我们的呼吸声都听得一清二楚。小梅的手心里全是汗。
"我们出去吧..."她哀求道。
我点点头，拉着她往回走。刚走到门口，突然听到建国在另一个房间尖叫："鬼啊！"
我们全都冲了过去。建国瘫坐在地上，脸色惨白，指着窗户："那、那里...有张脸..."
我们齐刷刷地看向窗户。开始我什么也没看见，只有外面的槐树枝在风里摇晃。然后——我看到了。
一张惨白的脸贴在窗户外面的玻璃上。没有身体，只有一张脸。眼睛是两个黑洞，嘴巴像被刀割开一样咧到耳根。它在笑。
我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。那张脸慢慢地移动，从一块玻璃移到另一块，好像在找进来的路。
"跑啊！"铁柱一声大喊，我们如梦初醒，争先恐后地往外冲。我记不清是怎么爬出窗户的，只记得落地时膝盖磕在石板上钻心地疼，但我顾不上，爬起来就拼命往胡同口跑。
跑到一半，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那张脸还在窗户上，现在它正对着我，黑洞洞的眼睛首勾勾地盯着我。然后它张开了嘴——
"啊——！！！"我们六个孩子同时尖叫起来，跑得更快了。
跑到胡同口时，我们撞上了看门的张大爷。他一把抓住跑在最前面的铁柱："小兔崽子们，又闯什么祸了？"
我们七嘴八舌地讲着鬼屋和鬼脸的事，张大爷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最后他叹了口气："你们去那地方干什么...那房子不干净。"
"张爷爷，那到底是什么？"我壮着胆子问。
张大爷看了看西周，压低声音："那房子以前住的是个医生，姓白。文革前就死了，死得蹊跷。有人说他害死了人，冤魂不散..."他摇摇头，"以后别去那儿了，听见没？"
我们拼命点头。那天晚上，我发起了高烧，迷迷糊糊中总看见那张惨白的脸在窗外看着我。我妈给我灌了姜汤，又在床头挂了把剪刀——她说这样能驱邪。
奇怪的是，第二天我们几个又聚在一起时，谁也不提昨天的事，好像那是个不能说的秘密。但从此以后，我们再也没靠近过那栋房子。
多年后，我回到己经面目全非的槐花胡同。老槐树还在，但那栋"鬼屋"己经被拆了，原地建起了新楼房。我跟老邻居们聊天，才知道那个白医生的事。
他原是个留洋回来的西医，文革时被批斗，说他用小孩做实验。后来发现是冤枉的，但人己经上吊死了。他有个女儿，精神不太正常，在他死后没几天也失踪了，有人说她也死在了那栋房子里...
站在曾经鬼屋所在的地方，我突然想起那张贴在窗户上的脸。也许那不是想吓我们的鬼，而是一个迷失的灵魂，一个想要诉说什么的可怜人。
夏天的风吹过，带来槐花的香气。我闭上眼睛，仿佛又回到了1965年的那个下午，六个脏兮兮的孩子排着队往胡同深处走，带着无知无畏的勇气，去探索未知的恐怖。
那是我再也回不去的童年，也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夏天。
